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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育賽道從單一高考轉向多元競爭時，一個新的問題浮出水面：所謂的“超前學習”模式，究竟是選拔、培養科學人才的必須，還是催生了另一種教育功利主義的變體？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陸一帶領的研究團隊對拔尖學生的成長歷程進行了十余年的持續追蹤(本報曾于2025年1月17日刊發《回答“錢學森之問”的“拔尖計劃”育人成效如何》)，并在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國一流大學中入圍“拔尖計劃”的學生開展了大規模學情調查。

基于這兩期實證數據，團隊最新公布的一些研究結果，相信會對心系子女教育和成長的家長有一些新的啟示。

超前學習：興趣型學生與功利型學生大異其趣

有三類超前學習經歷的學生在大學階段發展確實相對更出色，但是競賽成績、大學成績都不能識別科學興趣。真正成大才的關鍵條件，是“才能+興趣”，而非“才能+目的性努力”。

結合我們團隊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國一流大學中入圍“拔尖計劃”的學生開展的調研，總體上來說，擁有“競賽獲獎”“完成科創項目”或“提前修讀大學課程”這三類超前學習經歷的學生，在大學階段的成就發展相對更出色。

兩期調查結果均顯示，有上述經歷的拔尖學生，相比沒有參加過這類項目的拔尖學生，無論是在學業成績、論文發表等客觀指標上，還是在學習動力、自信心和專業興趣等主觀指標上，都有顯著更優的表現。

制圖：李潔

新一期的調查數據顯示，同樣是進入一流大學拔尖項目的學生，高中學科競賽獲獎學生比沒有這類經歷的學生在大學成績顯著更高，另兩類項目沒有顯著的成績優勢。有學科競賽和高中科創經歷的拔尖學生比沒有這類經歷的拔尖學生顯著多發表約1篇論文。參與大學先修課和高中科創經歷的學生比沒有這類經歷的學生自我感覺更好，在學習動力、專業興趣和自信心上均高8%左右。擁有三種超前學習經歷的學生更經常產生創新的想法，更傾向于向他人推介自己的想法并力爭獲得認可，也更會力爭資源來實現自己的科研構想。

在控制了學生家庭背景、年級、專業、院校等變量對個人成就發展的影響后，研究發現，擁有超前學習經歷的拔尖學生所展現出的發展優勢依然顯著。這說明，至少對于有能力入圍一流大學拔尖項目的學生而言，超前學習所提供的個性化學術支持確實實現了賦能——有的側重提升成績，有的促進了學生的自信和內驅力。

在三類超前學習中，學科競賽的門檻更高，競爭壓力更大，獲獎的含金量也更大，而另兩類學習相對寬松，更吃重教育資源。于是，學科競賽群體中，有可能出現與個人興趣方向背離的嚴重功利性努力。我們團隊也用調查數據區分了興趣型競賽生與功利型競賽生。

數據揭示的分化圖景令人深思：競賽獲獎者中，以興趣為驅動的學生與以升學為目標的群體，在大學階段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興趣型競賽生在大學各方面表現都更加優秀，他們更相信自己在基礎理工科專業學習上有更強的天賦與能力，有更加明確和堅定的長期學術規劃。其創新潛質如“冒出新點子”“向他人自薦創新想法”“力爭資源來實現想法”等的發生比是后者的兩倍以上。興趣型競賽生比功利型競賽生在學術志趣的每個題項，包括科研抱負和讀博意愿上的發生比都顯著高出數倍。

數據也刻畫出功利型競賽生的形象。在中學時，他們以競賽成績為敲門磚，為自己爭取更優的升學機會，到了大學，他們的優勢依舊在于成績，他們的學業努力仍是未來在前途競爭中換取更好更多選擇機會的籌碼。但這種看似精明的奮斗卻并不明智，因為實證數據顯示，他們并不很清楚什么才是對自己更好的選擇，在辨志與擇業方面都更缺乏準備，空有選擇籌碼，有陷入“高分迷茫”的可能。這種分化在科創、先修課參與群體中同樣存在：興趣驅動者雖無成績優勢，卻在批判性思維、跨學科整合等能力上顯著領先。

值得一提的是，興趣型競賽生的學習成績與功利型競賽生是沒有差別的，競賽生在大學的成績更優是普遍特征，控制多項變量時都能得到這個結果。換言之，競賽成績、大學成績都不能識別科學興趣。這與一些大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教師所感受體會到的經驗相符——學業成績雖然重要，但遠遠不夠。

在高中課內成績優異的前提下，保有長期持續的科學興趣比各種超前學習經歷能更好地預測拔尖學生的大學發展。可以說，真正成大才的關鍵條件，是“才能+興趣”，而非“才能+目的性努力”。

“優秀”越來越不由高考總分排序定義

超前學習確實與家庭、地區等條件密切相關。如何避免把由資源堆積出來的才能表現誤以為是稀缺的天賦，防止選拔不公和對真正人才的忽視，這些都是制度設計者需要考慮的。

從2017—2018學年到2023—2024學年，超前學習經歷更加普遍了嗎？比較兩期調查結果發現，有學科競賽獲獎經歷的樣本占最大比例，但已從64.5%大幅下降至48.3%；完成科創項目的樣本占比從21.9%提升至26.9%；參與大學先修課的樣本占比從43.8%提升至45.5%。不過團隊調查的樣本數據截止到2024年初的拔尖大學生群體。最近一年多，我們觀察到一個新的跡象：學科競賽已重新得到重視，許多中學校長正積極發掘競賽教練人才；同時，隨著“丘成桐少年班”影響的擴大，以少年班為代表的超前學習模式也在興起。

在國家提倡造就拔尖創新人才的大背景下，從中學到大學，整個教育系統對天賦和才能變得更加敏感，“優秀”越來越不完全由高考總分排序來壟斷定義。究竟什么是優秀的學生？什么才是“拔尖”？這些問題重新成為值得教育者深思的問題。

那么，目前的競賽、科創、先修或少年班等超前學習模式又是否足以定義“優秀”和“拔尖”呢？學生超出統考范圍的優秀學術準備，如何被大學招生環節制度化地、公平公允地識別出來？這些都是制度設計者需要考慮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輕易地把由資源堆積出來的才能表現誤以為是稀缺的天賦，就會導致選拔不公和對真正人才的忽視。

對比兩期調查結果還發現，來自相對較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拔尖學生參與超前學習經歷的比例有所提高。例如，父親為農民的學生群體在學科競賽獲獎、完成科創項目與參與大學先修課上的占比分別上升了3.6%、5.5%和3.4%；父親為工人的學生群體在三類培養項目上的占比分別上升了6.7%、4.0%和8.9%。農村及鄉鎮生源學生群體在三類培養項目上的占比分別上升了6.6%、4.1%和6.0%。女生在三類培養項目上的占比分別上升了0.9%、4.5%和3.4%。

不可否認，超前學習高度依賴于資源投入，不論是地區和學校的投入，還是家庭的投入，兩期調查結果均顯示：其一，與來自農村、鄉鎮或非省會城市的拔尖學生相比，來自省會和直轄市的學生擁有顯著更大的概率參與超前學習；其二，除了學科競賽獲獎與家庭收入不相關外，完成科創項目和參與大學先修課都與家庭收入呈顯著的正相關；其三，母親受教育水平越高，拔尖學生越有可能投身于超前學習。

這些結論說明，超前學習的資源多集中于大學所在的省會等大城市，而能否利用好這些機會，則與以母親學歷為表征的家庭教育水平密切相關。

超前學習不等于過度教育

家長的教育焦慮以及培訓機構的刺激和渲染帶來的競爭激烈態勢的假象，往往會帶來過度教育，這種“超前學習”對孩子甚至對潛在拔尖人才帶來真正的傷害。

目前，對于理工型拔尖層次的人才，無論是從識別、選拔還是培養，正不斷拓展范圍。但從現狀來看，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夠成熟穩定的現象，甚至不免在局部存在一些亂象。比如，旨在為拔尖學生提供成長沃土的教育資源正不斷豐富，但在短期內仍難以實現普遍配置。同時，不得不承認的是，超前學習經歷與家庭條件的相關性表明，家庭教育的影響力已然融入拔尖學生的成長歷程。此情此景下，家長究竟該如何理性客觀地識別子女的天賦與能力，尊重他們的志向和興趣，這對于他們獲得適切的教育并充分施展才華，發揮著更為關鍵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早發現、早培養”的教育項目，一則需要投入不少的時間精力和教育成本，二則不免與飽受詬病的“搶跑式”“內卷化”超前學習存在千絲萬縷關系，家長常常陷入困惑。

我們要認識到，“超前學習”不等于“過度教育”。“超前”的意思是學習內容的一部分超出了相同學齡的各科目平均水平，衡量“超前”與否的客觀標準是統一的課標和教學進度。既然國家要造就拔尖創新人才，一定不能滿足于僅僅在平均水平上培養人。承認超越一般水準的學業追求的正當性，不僅為了滿足學生的個性化發展需要，更有助于國家和社會識別人才。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不恰當的“過度教育”是針對一個具體的學生而言，當學生在志趣態度和才智力量上都缺乏準備、但學習任務卻已多到無法消化，他們只能囫圇吞棗、“生吞活剝”，一旦受教育的時間結束，就會憤憤然地放棄所學的一切——這才是違背教育規律的，是應當堅決予以制止的“過度教育”。

在我們身邊，過度教育發生的原因，往往是家長忽視了對孩子本人的觀察和理解，卻把想象中的“競爭態勢”強加給孩子，一味地追求超前于課標來取得競爭優勢，結果造成對孩子過度教育的傷害。有時候，這種“競爭態勢”的感受來自附近的其他人，有時候則是受到出于商業目的的培訓機構的刺激和渲染。這種為了學業競爭而超前學習，其帶來的直接風險便體現在我們調查中那些功利型與興趣型拔尖學生在一流大學里發展狀態的差異上。

對才能出色的拔尖學生而言，違背興趣的過度努力不僅是盲目的，而且是有害的。真正的自信源于對自我的全面認知與接納，是自我的成全。當一個人從事熱愛的事業，內心會無條件地燃起激情，體驗到天賦的使命感；當一個人明知自己不感興趣卻為了其他目的迫使自己做出成績，當然會意識到自己沒有率性而為，內心中不自信的虛怯便會積累起來。

所以，當前特別要緊的是設定“超前學習”的安全邊界：超前，但不過度。調查顯示，學生對自己的學力自信和興趣匹配是兩個“防止過度”的關鍵指標。如果孩子在該領域的學習中能持續獲得“我能勝任”的積極反饋，甚至不知疲倦、覺得“越學越感興趣”而不是“越學越厭倦、越倒胃口”，就說明這樣的超前沒有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