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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媒體和移動通訊工具的普及，作為生活用品的傳統日歷已經基本退出了當代人的日常生活，而傳統圖書出版的空間也越來越受到新媒體的擠壓。但《故宮日歷》的重新出版，卻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2010年，《故宮日歷》的出版掀起了日歷出版風潮，7年過去了，它依然是圖書暢銷榜上的常客。除了自身質量過硬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不斷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創新，以適應時代的發展。

緣起：

讓經典重新煥發生機

《故宮日歷》的責任編輯王冠良第一次聽說《故宮日歷》，是在她入職故宮出版社第二年的編輯業務培訓班上。在那里，她得知《故宮日歷》最初問世于上世紀30年代，連續出版5年，風靡全國，后因抗日戰爭戛然而止。此后，臺北故宮曾于上世紀70年代重新出版，但也只持續了短短數年，之后就徹底埋入故紙堆中。

而后王冠良有幸接觸到了1937年出版的《故宮日歷》，便立即被其吸引，“首先它的開本適中，裝訂簡潔，手感極佳。同時版式規整，遵循傳統，仿宋字體典雅大方”。王冠良對于《故宮日歷》的第一印象，也成為其日后出版的第一標準。

2010年，新版《故宮日歷》出版了。王冠良告訴《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為了穩妥起見，這新版《故宮日歷》的第一本采用了復刻形式，除日期信息外全部采用1937年版《故宮日歷》圖文內容。不過故宮出版社在裝幀與裝訂形式上作出了調整，以更適應現代人的審美需求與要求。

可以看到，裝幀沒有照搬當初的活頁形式。王冠良與同事經過反復調整，確定并沿用至今的形式是——布面精裝、書脊包布、增加內封，以便使內頁可以翻開攤平。布面用色是特別選定的象征故宮的紅墻色。

對于封面，則以燙金形式沿用了1937年版日歷封面所用的漢《史晨碑》集字書名“故宮日歷”，并增加了以文物為基礎設計、每年一換的生肖圖標。經過小半年的設計制作，新版《故宮日歷》在2010年8月底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亮相，一經推出，立刻引起轟動。

之后更多的讀者都將《故宮日歷》作為歲末年初問候親朋的文化之禮，或者作為每一天記載孩子成長的生活紀念冊。他們通過微博、微信等網絡平臺的展示與交流，《故宮日歷》也為越來越多的讀者所熟知，也讓這本經典圖書成為名副其實的爆款產品。

創新：

不辜負“一期一會”期待

《故宮日歷》的一炮打響讓王冠良和其同事精神為之一振，然后，他們也感覺到了壓力，如何讓《故宮日歷》不辜負讀者“一期一會”期待，成為他們首先解決的難題。

為此，故宮出版社敢于打破自己之前的成績，首先就是在接下來的兩年，《故宮日歷》不再采用照搬舊版的復刻方式，而是從故宮博物院藏品中另行選材編排。王冠良告訴記者，一開始他們的方案是按照藏品材質類型逐年出版，玉器、漆器、青銅……但經過嘗試，2011年版所選取的玉器在黑白印刷之下畫面單一，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推倒重來，選取仕女、嬰戲和花鳥題材的畫作，按照朝代順序排列。

同時他們也在編排上繼續下功夫，分別在結構、篇幅、內容上進行系統性提升。《故宮日歷》在結構上由藏品圖片的隨機排列、簡單編排提升為主題性、體系化的表達;在篇幅上充分照顧當代人碎片化閱讀的習慣，以短小的文字配合文物圖片，引入了“國寶日讀”概念;在內容上則保持清新雅致，努力喚起并回應當代人對于親近傳統、了解藝術的內在需求。在印刷上，2012年則改為彩色印刷，發行量又翻了一番。

王冠良覺得《故宮日歷》很好地把握住了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外觀大氣，內部細節考究。比如除了藏品圖文和日歷頁的集字日期，《故宮日歷》也留了不大的空白可供記錄只言片語，這個小小細節也是經過編輯部反復討論的結果。王冠良說：“我們的考慮一是延續原有版面格局，二是當代人的書寫習慣，留出太多空白可能反倒多余，或者讓使用者尷尬。三兩行空格，足夠每日只言片語的記錄。如果真有話說，其他部分的空白大可以自由書寫，這也是藏品圖一律不加背景只留白的緣故。”

在讀者越來越高的期待之下，故宮出版社也大膽地引入外來力量。2013年版《故宮日歷》的制作不再由編輯包攬。曾為2012年版《故宮日歷》撰寫每月篇章頁文字的作者華胥成為日歷的編纂者，而編輯則回歸本職，全力配合。這與當前文博領域業余志愿者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文化普及工作的狀況和趨勢其實也是一致的，效果也更好。

發展：

傳遞著一種生活方式

王冠良并沒有將《故宮日歷》當作一個單一的產品看待，而是將其看作一種生活方式傳遞的媒介，她覺得這讓《故宮日歷》擁有了一大批核心讀者。

對于這些核心讀者，故宮出版社也是積極回應，比如在2013年《故宮日歷》主題選擇為“山水有清音”，王冠良說：“這些有品位、有情懷的傳統文化和古代藝術愛好者成了《故宮日歷》最好的推薦媒介。”

而在這一基礎上，故宮出版社還開展定制服務，通過與更多企業、電商平臺合作，擴展渠道。

同時故宮出版社會不時地發起一些網絡互動活動，重點不在獎勵而在交流。王冠良還記得有一位臺灣的年輕媽媽，在他們發起的“故宮日歷隨手拍”活動中發布了一張她的手握著孩子的小手翻看日歷的照片，“那種大手拉小手、文化代代傳承的象征意味，特別令人動容”。

回望7年，王冠良覺得如果新版《故宮日歷》的出版對今天的讀者、公眾具有某種意義，那么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種傳統文化和古代藝術推廣普及方式的生活化、日常化，“我們認為潮流風尚不停變換，但傳統文化的精粹，為整個民族不斷提供滋養，始終不會過時。重要的是如何去表達、闡釋、傳播。好的內容加上形式，無論怎樣用心投入都不為過”。(見習記者 張君成)